“营商环境”这一时下热词，源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的“Doing Business”项目调查。该项目调查始于2002年，通过对各经济体营商人士进行问卷调查，评估企业生命周期内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收集并分析全面的定量数据，从而实现对各经济体商业监管环境的比较，最终发布《营商环境报告》，供学术界、记者、私营部门研究人员和关注各经济体商业环境的其他人士参考。

本书以此为背景，详细介绍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价值观、方法论及十项指标，同时提供了世行问卷链接供下载阅览。本书清晰的图表和丰富的案例使人们认识到，健全、有效的商业监管对鼓励创业和推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并为商业监管的法律与政策框架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平台，也有助于读者了解“营商环境”的含义，以及近年来中国为提升营商环境所付出的努力。

罗培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耶鲁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兼任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获评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十大杰出法学博士后，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现代公司法律原理》《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公司法基础》《公司金融法律原理》《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第2版）》《WTO中的争端解决：实践与程序》等专著、译著近二十部。近年来，罗培新教授直接参与了我国迎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工作，对世界银行评估的价值观、方法论及指标体系有着深入的研究，并曾于2018年6月及2019年6月，两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赴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全程参与了所有指标的最终磋商，其深度参与的“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从2017年的全球排名第119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28位，为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的显著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01“开办企业”问卷(英文)	下载
02“办理建筑许可”问卷(英文)	下载
03“获得电力”问卷(英文)	下载
04“登记财产”问卷(英文)	下载
05“获得信贷”问卷(英文)	下载
06“保护少数投资者”问卷(英文)	下载
07“跨境贸易”问卷(英文)	下载
08“缴纳税费”问卷(英文)	下载
09“执行合同”问卷(英文)	下载
10“办理破产”问卷(英文)	下载
11“政府采购”问卷(英文)	下载

代前言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第一章 开办企业

第二章 办理建筑许可

第三章 获得电力

第四章 登记财产

第五章 获得信贷

第六章 保护少数投资者

第七章 跨境贸易

第八章 缴纳税费

第九章 执行合同

第十章 办理破产

代后记 春收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营商环境，像空气一样重要

营商环境，已然成为时下热词。2018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上广深到塞外边陲，一项项意在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国务院成立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并下设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组。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部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的通报》《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具体部署。

2019 年3 月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激发市场活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营商环境，几乎成为时下各级政府文件与会议的标配语汇。

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热度的背后，一个最深层的问题是，什么是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一词，源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简称IFC）的“Doing Business”项目调查，该项目调查始于2002 年，旨在对各国中小企业进行考察，并对在企业存在周期内所适用的法规进行评估，通过收集并分析全面的定量数据，对各经济体在不同时期的商业监管环境进行比较，并发布《营商环境报告》（DB Report），供学术界、记者、私营部门研究人员和关注各国商业环境的其他人士参考。首份《营商环境报告》于2003年发布，其包括5套指标，涉及133个经济体。而今，该报告包括10 套指标，涉及190 个经济体。

我国的此项排名，多年来曲折前行。2018年大幅攀升，一举跃升32位，名列全球第46名，首次跻身全球前50强。我国也成为当年进步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在国内，曾有人说，营商环境，就是政府给足优惠补贴，企业纷至沓来的一场政企狂欢。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招商引资，祖国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比拼土地优惠、税收减免……但此种模式，终究不可持续，特别是在税权收归国家、土地禀赋资源行将用尽之时，更是如此。对于企业而言， 政府的种种优惠补贴，固然能够惠及一时，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公平高效的制度环境。她像空气一样须臾不可分离，弥漫于企业的周遭，平时势难察觉，一旦遭受污染，有毒有害的空气所侵蚀的，远远不仅是少数企业，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特殊照顾与额外补贴，而不是普遍降税减费，其戕害的，恰恰是市场化、国际化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就像空气，只有空气清新了才能吸引更多投资。2019 年2 月25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习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极端重要”的论说，可谓一脉相承。

“制度是极其重要的”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 · 诺斯（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中提出了“制度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命题，他们甚至从一种禀赋的视角，来理解法律制度：法律被视同为高速公路或者水坝—经济发展腾飞之前的一项固定资产投资，它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路径，但其自身却不会变动不居。

此种观点可追溯至马克思·韦伯。他运用法律来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得出了一项著名的论断，即“理性的”法律通过对市场交易提供预期和合法性而支撑着经济活动的发展。一个世纪之后，道格拉斯·诺斯部分援引了韦伯的观点，并将其运用于具体制度领域中。诺斯声称，将富国与穷国一分为二的是各国制度的质量。在诺斯看来，富国成功地形成了可靠的、低成本的制度，保护了产权，确保了合约的履行。相反，穷国则缺乏这些孕育着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由于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那些禀赋孱弱的国家想变更其基础以赢得未来的经济增长，相当困难。

他们的论证过程，可以简单地抽象为以下方程式：良性法律+良性执法= 良好的经济绩效。

将制度优劣与国家贫富联系在一起，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教授在2012年共同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的源泉，贫穷与富裕》一书中，提出了以下问题：

    放眼全球，为什么有的国家蒸蒸日上，人民富足，而有的国家却陷入长期的贫困？为什么有些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而有些国家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却如昙花一现？为什么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小，而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对于这些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制度。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姿态万千，秉性各有不同，但仍然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包容型（inclusive）和汲取型（extractive）。在包容型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市场主体享有广泛的权利，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市场主体可以获得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生产性收益，生产性激励非常充分。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居前的经济体，例如新西兰、新加坡、香港等，均属此类。

相反，汲取型是指市场主体缺乏普遍的权利，权力要么源于世袭，要么通过革命由军阀控制，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选择中起到关键作用。市场垄断横行，生产者只能够获得极少部分甚至无法获得任何生产性收益， 生产性激励极度匮乏。比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等建立起来的制度，即为典型的汲取型制度。

这两种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很有意思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许多国家建立起包容型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事件起作用的结果，他们甚至运用“制度漂移” （institutions drift）这一术语来加以解释。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可能会因偶然因素而逐渐漂离，渐行渐远，甚至成了完全不同的模样。例如，北美洲和南美洲曾经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无本质差别。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达了南美洲，迅速开启了掠夺性殖民的过程，遍地搜刮黄金、白银及其他贵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进而建立了汲取型制度。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时，也试图学习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模式，但由于资源和人口分布的差异， 没能够学成，不得不在北美发展生产，通过生产获得可以攫取的资源。这导致了北美洲能够发展起生产活动、先进的技术等，进而建立起了包容型制度。

就短期而言，汲取型制度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因为攫取者也需要攫取的资源。但此种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其原因在于：其一，攫取者的短期行为。统治者或者当权者都有生命或任职期限，他们会在其任职期限内尽全力攫取，而绝不可能“风物长宜放眼量”。其二，生产者激励不足。生产者或者劳动者虽然被迫努力劳作，但并非出于自愿，对于他们而言，偷懒才是最大的福利。其三，攫取者之间恶性冲突。攫取者之间会为获得有利的攫取条件而爆发冲突。例如，垄断者为保持垄断地位而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脑补一下黑帮火并的场景就会明白，此种以黑吃黑、以暴制暴的模式，势必会恶化社会秩序、降低生产激励，阻滞经济的长期增长。

相反，包容型制度可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其一，生产者拥有正向激励。由于有着稳定的回报预期，生产者拥有充分的内生激励从事生产活动，由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其二，不存在攫取者任期约束下的巧取豪夺，保护了创造者的收益。其三，避免了攫取者之间的暴力冲突，社会秩序安定，市场主体主要通过发明和新技术的运用，获得有利的生产条件。

发端于2003年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主线，以更美好的制度构造更美好的生活，其方法论即源于此。而何为“制度性交易成本”？在这里，有必要讲透彻，说明白。

20世纪3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率先在“生产成本”之外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他发现，运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并非毫无成本，产权保护、谈判签订合同、监督合同执行……都存在着交易成本。沉寂多年之后， “交易成本”终于引发了高度关注，并获得了进一步的阐释。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而不是单纯的商业成本。

无独有偶。与科斯同时代、当时也很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在20 世纪30 年代研究时发现，当时湖南、江西等地的中国农民很穷，生产粮食的成本极低，但在沿海城市（例如宁波）的粮食市场上，他们的大米却竞争不过远道而来的泰国大米。经过调查，张培刚发现，地方割据、关卡敲诈等大大降低了内地大米的竞争力。这种成本即世界银行所称的制度性成本，即无论市场主体如何努力，如何聪慧，都必须承担的成本，这也正是世界银行评估着力于削减的。

“所测即所得”

2018 年10 月30日，世界银行发布《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DB2019），该报告是系列年度营商环境报告的第16 期。从2003年起，世界银行即开始发布营商环境年度报告，对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的190 个经济体，采集其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对于人口超过1亿的11个经济体，还采集第二大工商业城市）的数据，运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税收支付、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10 项指标（有时还包括劳动力市场监管）进行评估，从而得出该经济体的商业监管规则的优劣等级，并进行横向与纵向排名。

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及排名，由两个城市构成。其中，上海占比55%，北京占比45%。

在《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的序言里，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先生称，“所测即所得。在过去的16年里，没有任何报告比《营商环境报告》更好地阐述了这句格言”。

的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素以严谨著称，几乎每项指标，都以一篇经典文献作为方法论基础，并设计了周密的二级、二级指标，采集并分析10 个商业监管领域的详细而客观的数据，以帮助各经济体发现并纠正问题，并引入具有可竞争性、可比较性、可量化性以及可改革性的指标来衡量监管过程。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启发了研究者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为经济发展的监管及制度框架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平台。众多机构将《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指标纳入到相关衡量标准中，从而引发了更多关于“最佳营商环境”的讨论，推动了全球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自2003年首次发行以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在其衡量的10个商业监管领域内已经触发了3 500余项改革。而在2018年，世界范围内的改革活动达到高峰—仅2017/2018 年度，128个经济体就进行了314项改革。2006 年，在全球范围内，注册一家企业平均需要47天，且注册成本占人均收入的76%。而如今平均仅需20天，成本也只占人均收入的23%，在中国，时间为8.6天，成本为零。在开办企业最低实缴资本方面的数据更具有说服力：相比2006年人均收入的145%，如今最低实缴资本平均仅需要人均收入的6%。此外，全球经济体在申报税款和纳税方面所需的平均时间也已从2005年的324 小时降至2017 年的237 小时。

每一个被测量的商业监管领域对初创企业和现有企业都是重要的。然而，正如《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所显示，中小企业所有者在不同的经济体创建和经营企业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现实。例如，乌干达的一位企业家需要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通过13个手续才能建立一个新公司，随后需要与不同的机构进行18次接触，并等待额外的4个月来获得施工许可证。一旦仓库建设完成， 企业家将需要再等2个月，花费人均收入的7 513.6%，以获得与电网的连接。相比之下，丹麦企业家可以在预期的短短3.5天内就注册一家新企业，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7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建造仓库所需的所有法律手续。

另外，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自2012年以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每年都是进行改革最多的地区。DB2019记录了该地区40 个经济体的107 项改革，他们的私营部门也确切感受到了这些改革带来的影响。例如，注册企业的平均时间和成本从2006年的59天和人均收入的192%，下降到如今的23天和人均收入的40%。此外，平均最低实缴资本已从人均收入的212%同期下降到人均收入的11%。

DB2019显示，改革效果最大的10个经济体分布于5个不同地区，它们的经济规模、贫富状况各不相同。这种多样性表明，无论背景如何，只要决策者意志坚定，任何经济体都能够改善营商环境。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共进行了13 项改革，成为这10 个经济体中的佼佼者。

鉴于世界各地纷繁多样，以一套评价标准来衡量190个经济体，是否科学？ 2018 年3 月28日，上海召开“优化营商环境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会议，来自保加利亚的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Kristalina Georgieva说，每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总是回答说，在奥运赛场上，体育健儿来自世界五湖四海，代前言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他们都可以在一个舞台上同台竞技，接受同样一套规则的评价，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

这样的底气，源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团队对其价值观与方法论的高度自信。就价值观而言，世界银行始终致力于推进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尽管其每年营商环境报告的主题词各不相同，但“更美好的制度，更美好的生活”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

就方法论而言，世界银行确立的指标体系，具有可竞争性、可比较性、可量化性以及可改革性，前三者，保证了评价的科学性，最后一点，即“可改革性”，则为每一经济体留下了发展完善的空间。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世界银行每年会根据评估情形，动态优化调整指标体系，使其臻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