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被美国人誉为“模范卸任总统”。在美国历史上，能成功竞选总统的人士以律师、商人及政界家族后代居多，但卡特却生于普通农场主家庭，从政毫无背景、更无财力支持，全凭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追求赢得选民。他一生信仰坚定，在政治上坚持正直诚实，致力于消除战争、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由于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他的政治生涯骤然止步，未能获得连任。然而，卸任之后，他与夫人罗莎琳成立卡特中心，继续在全球奔走，在战场主持和平谈判，前往灾区赈灾救援，继续实践政治理想。这本自传写于卡特90岁高龄之际，他完整回顾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讲述了众多外交事件的幕后故事。他总结自己的政治生涯时，将他与中国的关系放在首位，在本书中他也详细叙述了与中国结缘的始末。从他这本自传里，可以读到一位理想主义政治家如何推动社会进步，一位有信仰的人如何面对人生挫折。

吉米·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由于他杰出的道德和人格魅力，被美国人尊为“模范卸任总统”。他在任期间促成了中美正式建交，改变了世界的大国格局，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历程。此举被誉为他最重大的外交成就。他说：“我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一笔。”

本书写于2014年，正值他九十岁高龄。他完整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从佐治亚州农场主到入主白宫的奋斗经历，细数任期内的重大外交事件，如伊朗人质危机、强势促成中美正式建交、敦促以色列和埃及达成和平协定等。在书中，卡特细致剖析了自己总统任内的成功与失败，讲述了卸任后如何与夫人罗莎琳创办卡特中心，继续实践人生信念，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吉米·卡特，美国第39任总统，原名詹姆斯·厄尔·卡特，但他一生中都使用昵称吉米·卡特。 卡特1924 年 10 月 1 日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普兰斯一个农场主家庭，早年在海军服役，父亲过世之后返乡经营农场并进入政界。

1970年，卡特竞选成功，成为佐治亚州第76届州长。卡特在任内精简机构、整顿财政、保护自然和历史资源，被誉为“最有成就州长”。

1976年11月，卡特击败在职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当选为美国总统。卡特任内实现中美正式建交，帮助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停战协议，取得了出色的外交成就。但由于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的影响，卡特未能获得连任。

卸任后，卡特建立卡特中心，协调战争冲突、促进人权与和平。2002年，由于“数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为国际冲突寻找和平解决方案，致力于增进民主、改善人权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卡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与夫人罗莎琳至今仍在为世界和平与人道主义事业工作不辍。

引言：充实的一生

第一章 阿彻利与种族问题

第二章 在海军服役的那些年

第三章 重返佐治亚

第四章 从亚特兰大到华盛顿

第五章 在白宫的日子

第六章 基本解决的问题

第七章 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八章 还乡

致谢

第六章 基本解决的问题

我在白宫任职期间面临的很多问题，继任者都没有接手打理，有一些是我可以解决的长期问题，也有一些是临时性问题。大家都警告我不要在一上任便承担太多项目，但我几乎不可能把我认为有必要做的事向后拖延。

英国峰会

我们出公差时也有许多愉快的回忆。为了准备我和其他六位领导人在伦敦的第一次峰会，我研究了五大本有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重点提要手册。由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领导人都担任过财政部长，所以我还特意关注了进行财政商讨的方法。应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的邀请，我提前几天到达伦敦，计划走访拉恩，那是我最喜爱的诗人狄兰·托马斯在威尔士的家。但是詹姆斯则恳请我去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乔治·华盛顿的祖籍在此，在我到达后的第二天，这里还进行了一场关键性的选举。我受到了热情接待，并在大约三万人面前进行了演讲。（工党只在英国少数几个地方占上风，这里便是其中之一。）我种下了一棵杨树，那是培育自华盛顿种在弗农山庄的杨树的树苗，但是我能看出来，它已经在空军一号的冷冻箱里冻死了。（后来，罗莎琳的兄弟把它换成了一株活的树苗。）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到齐后，我已对英国许多国内问题了如指掌，也得到了新闻媒体的良好宣传。其后，在参加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峰会时，我也都会提早抵达。

那个周日，我们到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的发源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去做礼拜，还去了诗人角。我问狄兰·托马斯供奉在哪里，大主教回答说他品行不端，不能在这里供奉。我们探讨了拜伦勋爵、爱德加·爱伦·坡等诗人的性格特征，这被我们的随行记者进行了广泛报道。后来狄兰的遗孀凯特琳还特别写信感谢了我。吉姆·卡拉汉警告我，在狄兰·托马斯的问题上，任何政治手段都会事与愿违，但我还是在回到华盛顿后给大主教及其委员会写信赞美了狄兰·托马斯的伟大作品。在我执政的最后一周，狄兰·托马斯也被供奉进了教堂，我还给播放典礼的英国广播公司留言。拉恩市民后来送给我一份供奉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狄兰·托马斯石碑的复制品，放在了我的总统图书馆。

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我有些不快。我在1973年和他见过面，那时我还是州长，他还是德国财长。当时，我想在佐治亚州成立一家大众汽车的制造厂，也想在德国波恩成立一家贸易公司。我们聊得很尽兴，因为他很想听听我对水门事件听证会的看法。但近来，他批判了我当总统后实行的一些政策，很明显，他觉得我坚持苏联的人权问题是很天真的行为，只会达到相反的结果。我想让他停止为巴西提供钚加工设备和技术，像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那样着手解决世界性经济衰退问题，刺激德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在6月的峰会前把这些问题解决，我和德国外长见了面。虽然我们的会谈最终取得了成功，但在我的任期内，我和施密特总理之间的摩擦接二连三，包括核武器在欧洲的规模和构成问题、美国的经济刺激程度问题，以及我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强烈反应。总之，我在1980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虽然对于德国来说，他是个好的领袖，但他着实是个奇怪的人。恐怕他对我有意见。私下里，他总是在新闻媒体和其他人面前批评美国，批评我们的决心、公正、承诺和真诚。他对我、布热津斯基、万斯、马斯基等人都进行了抨击。”

七国集团（现已扩展为二十国集团）的峰会精彩而富有成果。在会议议程的诸多事项中，最费时费力的两项是人权问题和核不扩散问题，在这两个事项中，其他国家批评美国和加拿大太过强势。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强烈希望与我进行双边会谈，与美加两国结成联盟，这令我印象深刻。我还与英国皇室共同出席了一场华丽的宴会，这次愉快的经历却在一两年后给我带来伤害。宴会上，我和伊丽莎白女王坐在一起聊得很开心，有严肃的话题，也有私人问题。她向我抱怨说，她要在每年的各种场合穿七套不同的服装，由于她体重见长，要把自己套进那些衣服里特别费力。我们都觉得，虽然厘米是个很好的测量单位，但腰围还是用英寸来算比较好。晚饭后，伊丽莎白王太后接见了我，我们谈论了投身公共事务对我们家庭的影响。后来，互道晚安之时，我轻轻亲吻了她的脸颊，她也对我的来访表示感谢。过了两年多，英国报纸对这件事进行了大肆曲解，说我当时的行为太过亲密，让王太后很是尴尬。这些报道让我很苦恼，但发生过的事情我也无法改变，而且我并不为我的行为感到后悔。

中国

我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一笔。小时候，我与其他所有的浸信会教徒一样，钦佩那些去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是我们心中的终极英雄。当有传教士偶尔回国度假时，人们会驱车很远去听布道，我记得我每周会捐助五分硬币，为中国孩子修建医院和学校。我们的传教士慕拉第因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需要帮助的家庭，最后饿死在中国，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崇敬她。早年，我当潜艇员时来过中国，这次经历重燃了我对中国的兴趣，继而开始关注中国历史。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并与中国签订了《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然而，由于尼克松和福特时期对华的平衡政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我竞选总统时鲜有谈及这一话题，但我越来越觉得美国应该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正式代表中国人民。我知道美国宪法赋予美国总统外交承认的独有权力，所以我决定，如果美国能够和中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达成充分的协议，我就行使这一权力。我一上台就开始尝试与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但由于我还面临着几个更为紧迫的国际问题，而且我也不清楚究竟哪一位领导人有权代表中国政府讲话，所以并未如愿以偿。

我刚一上任，便邀请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来白宫。那天是2月8日，他告诉我，只要台湾的“大使”还在华盛顿，中国领导人就不会来此访问。但只要他离开，中国领导人便会尽快安排访问。黄镇与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之间存在一个误会，从中可以窥见美中两国之间的信任缺乏。美国改变了军事战略，将战斗能力从两场半战役减为一场半。对此，黄镇以为我们是针对苏联而减少的，是在放松对苏联这一国际威胁的警惕，他对此表示不满。然而，哈罗德指出美国取消的是针对中国的战役后，他才不再有异议。

我派到北京的联络员并不是专业的外交家，而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伦纳德·伍德科克。因为我需要的并不是伶牙俐齿的外交家，而是不屈不挠的谈判者。由于国务院有一些人坚定支持台湾一方，所以我们从未通过国务院向伍德科克传达实质性的信息。为了保密，所有的公告都是由我亲自批准并通过白宫传达的。

我派伍德科克和国务卿万斯两人分别于1977年7月和8月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协商。然而结果令人沮丧，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几乎几个月都没有实质性进展。1978年5月，我派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到中国。他与中国领导人很合得来，这让伍德科克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78年底时，虽然邓小平头衔上是副总理，但他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真正的领导人，有问题我们与他协商。我在几个基本要求上不愿妥协。当伍德科克12月13日告诉我，中国愿意接受我们关于台湾地位的重要提议时，我们喜出望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和邓小平直到两天后才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对外公开了这项协议，在此之前一直保密。我当时在日记中写道：“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十分友好，他迅速推进并接受了我们与台湾的一年期协议，也接受中国要遵守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要求。”

中美联合公报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均受到广泛欢迎，只有一些台湾的顽固支持者拒不接纳。由于美国与台湾政治经济联系紧密，我本来料想国会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宣布公报的同一周，邓小平又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变革意义深远，直接影响中美两国新型关系。邓小平很快接受了我的邀请赴美访问，当时美国人普遍反感中国大陆的“红色共产党”形象，但邓小平却以自己的坦诚、机智和非凡的领袖气质大大颠覆了人们的看法。就对全球局势的长远影响来看，这也许是我做出的最重要的外交决策。

邓小平访美期间，与我签署了多项协议，结束了两国三十年来的疏远和对抗。我们探讨了在亚洲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其中有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更近期的越南和柬埔寨的冲突。邓小平悄悄告诉我，他准备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我对此表示反对，但他向我保证冲突只是短期的。从那时起，中国国内局势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持续保持和平稳定状态，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起了外交和贸易往来。

卸任总统后，我定期访问中国，卡特中心受邀对中国给予帮助。卡特中心曾在北京规划并协助设计了一家大型义肢厂，还在中国实行了一个五年期的项目，将特殊教育的教学方法引入中国校园。我们培训了几百名指导员，教授中国的老师如何面对残疾人群体，中国这样的特殊人群大约有5 100万。自1996年开始，见证中国乡村选举、鼓励村民进行民主选举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十二年来，我们努力在中国近一百万个村庄推广民主选举（中国的村干部并不属于政府官员体系）。经过几年尝试，我们提出了完善原有法律的建议。非共产党员也可以参加选举，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年任期后，村干部还可以再次参加选举。我和罗莎琳以及卡特中心的其他代表亲自见证了多场选举。有意思的是，投票开始前，候选人通常可以进行一段三分钟的演讲。有时演讲会被录音，如果三年后这个人想申请连任，录音会被再放一遍。村干部的流动率一直都很高。

我们建了中英文网站，发布有关这些选举的分析评论文章。随着网站逐渐被更多人所知晓，中国的学生、学者以及普通公众也都纷纷投来文章和评论，探讨继续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自由选举出的村干部和其他干部在土地使用、公路路线规划和工厂选址等问题上，产生了很多分歧。慢慢地，我们在推进乡村选举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此后便将精力转向增强双边关系，鼓励互派留学生和旅游团，并在发展中国家里牵涉共同利益的项目上与中国政府一道展开合作，尤其是在非洲地区。

写到这里正值2014年9月，我刚刚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这一行我去了北京、西安、青岛和上海，与政商界领袖和四所大学的学生共同参加了会议。2014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35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距离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已过了65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