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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纳教授的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聚焦于与批判理论紧密关联的异化、物化、工具理性、文化产业等概念，不仅追溯了这一理论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来龙去脉，而且突出了批判理论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意义……是我们进入这一主题的理想读物。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法兰克福学派及批判理论资深研究专家  陈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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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理论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针对的是当时的各种社会弊病，诸如异化和物化、文化产业和消费主义、反抗精神和人类个性遭到的抹杀等。近一百年过去了，那些社会弊病不仅没有得到治愈，反而变得日益深重，几乎所有人都被裹胁于其中。身处这个时代，我们仍然有必要去认识批判理论，甚至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迫切。

批判理论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工作中，这群德国的犹太人学者试图诊断，甚至还想治疗社会的各种弊病，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斯蒂芬·埃里克·布朗纳在本书中勾勒了批判传统的代表人物（如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于尔根·哈贝马斯等）的主要思想，以及这一传统的许多重要文本和经验研究，并解释了诸如异化和物化、文化产业和压迫性宽容、非同一性和乌托邦等概念。此外，书中还揭示了一系列概念和主题，正是它们将批判理论与更为传统的哲学理论区分开来。

斯蒂芬·埃里克·布朗纳　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杰出教授，罗格斯大学种族灭绝与人权研究中心全球关系项目主任，研究领域为当代政治理论、政治史、文化政治学等。已出版专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约两百篇，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2005年获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查尔斯·麦科伊终身成就奖”。

导 言 什么是批判理论？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

第二章 方法问题

第三章 异化和物化

第四章 启蒙的幻象

第五章 乌托邦实验室

第六章 幸福意识

第七章 大拒绝

第八章 从退却到新生

索引

英文原文

第三章 异化和物化

苦痛的根源

　　异化有着漫长的历史。它同乌托邦的联系在《圣经》中有关逐出伊甸园的部分就已出现。失乐园的故事要早于商品交换世界失去目标。《圣经》的寓言不失为人性堕落的佐证，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被责罚“要用他们额头的汗水赚取面包”。它还说明了个人之间的信任为何已经丧失，自然缘何以敌人的面目出现，更有趣的是，救赎何以是可能的。团结与和谐遭到放弃。亚当和夏娃展示了自由意志。他们被逐出伊甸园是自讨的— 原因是向邪恶屈服。或许不同的选择能带来天堂的重建。普罗米修斯也许曾试图实现这愿望：他成为马克思喜爱的神话人物是有原因的。但邪恶的神祇因普罗米修斯的自大惩罚了他，正如那些试图修建巴别塔的人们也确切无疑地受了罚。

天堂总是与伊甸园联系在一起。伊甸园是确保人与自然有机联系的世界。艺术与科学、财富以及技术可以孕育文明，但如同让—雅克·卢梭在他的《论艺术与科学》（1750年）中提出的著名观点，它们破坏了有机共同体，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人为的需求由此被创造出来，腐蚀了正直、淳朴、仁爱、诚实等自然美德。只有彻底重建的社会才可能恢复这些价值观，同时克服人们经受的孤独和无意义感—以及死亡的前景。

从圣奥古斯丁到卢梭等众多思想家，特别是浪漫主义者中卢梭的追随者都探讨过这些主题。对于基本思想最好的表达或许来自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这位深受后来的批判理论家们敬爱的青年黑格尔的密友在《许佩里翁》（1795年）中写道：

  你看到的是手艺人，但不是人；思想家，但不是人；牧师，但不是人；主子和奴才，少年和成人，但没有人—这难道不像是在一处战场，手、胳膊和身体肢解得横七竖八，血肉模糊，肝脑涂地吗？

　　然而，首先对异化做出系统分析的是G. W. F.黑格尔。他认为，异化存在于人类远离其规范性目的而其创造物不受其意识控制的情况之下。世界历史是意识所遭受的耻辱，其目的是重新适应人类无意中创造的东西。把异化植根于意识的结构中，可以看作是将意识与现实隔离开来。但黑格尔对潜藏在客观世界背后的主体力量的认识表达了唯心主义的基本愿望，即疏离的世界应该被转变为人的世界。黑格尔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社会活动以何种方式逃脱意识的方向，以及历史可以说是在人类背后以何种方式发生。

文明整体生而复亡，结果与意图背道而驰，精神生活和政治活动最好的成就都付出了血的代价。黑格尔将历史视为“屠宰台”，尽管人类自由的实现是注定的。这样一个领域可以如此界定：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依据他/ 她自身被完全视为一个主体。普遍的互惠最终体现在法治的官僚国家、以所有人自由平等进入的市场为基础的公民社会以及每一个主体都在情感上得到接纳的核心家庭之中。理性推举出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互惠领域， 因为黑格尔认为，作为理性最高化身的哲学从苏格拉底时代以来便体现出普遍性。

消除异化于是涉及拯救历史的苦难，黑格尔将其称为“绝对精神的骷髅地”。但他并不是乌托邦主义者。实现自由是目的论过程的顶点，在其中，专断地行使权力在一个法治的新国家中遭到否定。在个人依然必须面对其死亡的情况下，即便在“历史的终点”，冲突和生存异化依旧存在。宪政国家只是创造了一个空间，他们在其中终于可以专注于私人的事务而不受外界干涉。但异化和物化仍旧存在于公民社会剥削性的阶级关系之中。

黑格尔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国家层面。这不仅仅是由阶级利益导致的。他没能根据异化的根源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来予以讨论，这也有存在主义的成分：将异化的物质性牵扯进来会涉及否定他的全部计划的资产阶级目标。异化因此在试图消除它的哲学中寻找出路。工人协会、无阶级社会以及马克思所谓的“前历史”的终结都未列入议题。即使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也无法构想出某些政治制度能够使社会的运转方式服从于创建它的人们。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7年）中指出，每个历史时代的统治者对于阻止这样的意识的产生都有事关存亡的利益和物质上的利益。他们设法通过意识形态和制度手段使他们的奴仆们相信对他们，即他们的主人的依附。这就是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的出发点。批判方法成了工具，奴仆们—以及广大无产阶级—通过它意识到他们作为特定秩序的生产者的力量，从这种秩序中真正获益的只有统治者。消除异化因此取决于被奴役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工人的觉醒。

青年马克思认为，讨论国家的美德，或者通过含糊其辞的范畴如主仆或贫富实现某种预制的自由观，只会阻碍对于异化根源及其如何持续存在的认识。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

黑格尔称整体即真理。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法治国家已经实现了自由。然而，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无产阶级对这种臆断提出了异议。这个被剥夺公民权并且遭受剥削的阶级的存在说明了自由如何被截断。这个阶级在结构上的优势受到了忽视。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假设之上的，个人是生产活动的主要单位。但这种观点无法形成关于社会现实的构成及其经济生产过程的矛盾的认识。倘若有如马克思从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那里学到的，宗教造成人类被其大脑产物所控制的局面，那么在资本主义之下，人类则受到其手造产品的支配。

马克思相信，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日渐富有的时候，工人阶级也会越加贫困。工人阶级在精神上也会日益贫乏。它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庸。对多数人而言，个性、创造性、凝聚力都在遭到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紧迫任务需要仅仅将其视为生产成本， 这种成本必须尽可能保持在最低限度。利润最大化还要求劳动分工，工人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由此同装配线上的其他成员相分离，无法获知其他工作并发展他/她的全部潜能，也不能了解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同样的劳动分工也影响到现代国家。数学公式以超越历史的语言界定营利能力和效率而没有意识到阶级利益的结构性冲突。社会的历史性、可替代性和多变性因此遭到剥夺。

异化界定了这样一种总体性，其永存建立在将人转变为物， 或者说物化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日益剥离掉人的人性。它将参与商品生产的真正的主体（无产阶级）当作对象，而将生产活动的真正的对象（资本）转变为现代生活虚构的主体。扭转这个“颠倒的世界”—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一个观点—或许只能依靠消除《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拜物教”。或者换种说法，消除异化要求消除物化。这需要意识到将要改变的是什么。世界必须得到新的思考。

青年马克思增加了革命的风险。即使资本主义不断取得成果，激进行动还是将人的苦难作为靶子。官僚主义、金钱和工具性思维具有人类学根源，即便新的生产过程强化了它们的主导地位。卑贱之人自古以来遭到工具式的对待。商品形态和官僚主义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股票交易和罗马天主教会的等级制度。其弦外之音显而易见。工人们不可能持续满足于要求自由民主制度、社会改革以及严格计算经济利益。无产阶级必须立即认识到其自身乃是历史行动的主体——而不单是外力的对象——其目标是消除异化和阶级社会。

青年马克思已经勾勒出这样的愿景。然而，在1932年前其作品尚未出名的情况下，对卢卡奇以及随后其他批判理论家阐述（即便不是解决！）异化与物化问题产生重要影响的乃是马克斯·韦伯。作为创作出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05年）的饱受折磨的学者，以及同情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韦伯著名的演说《学术作为志业》（1918 年）构想了一个启蒙运动的希望正在“不可挽回地消失”，且社会日益被“没有灵魂的专家”和“没有心肠的肉欲享乐者”主宰的世界。工具理性采用了一种以数学方式定义的效率概念，此概念的前提是把所有任务都变成例行公事。现代生活日益将使用专门知识并在分层指挥系统中严格限定职责范围置于首位。把握全局的能力将消失；德国人所谓的纪律白痴会取代智者；道德标准将降格到科学和政治生活之外的领域。韦伯将未来想象成官僚主义的铁笼—即使他从未明确地使用这个经常与他关联在一起的用语—它更加确定地导致真正的主体性的边缘化。

序言

陈振明

　　什么是批判理论？从思想源头上讲，顾名思义，它的底色是一种“批判”精神。比如在本书开篇，作者斯蒂芬·埃里克·布朗纳以苏格拉底的例子所表明的，这种哲学倾向奠基于审视传统观念、超越既定秩序这一遗产之上。作为一系列具体的主张， 批判理论的形成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孕育时期，大致位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与法兰克福学派息息相关。

　　法兰克福学派将自己的哲学—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批判理论”或“批判理论”。这一名称是霍克海默在1937年的《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一文中确立的，较好地概括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特点。这种理论诞生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熔炉，但又与马克思主义在类型上有所不同。尤其是，它所关注的焦点不在“经济基础”，而在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上。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能首先有必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有什么不同？在《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一文中，霍克海默开门见山地提出“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并回答说，在大多数人眼里，理论是由基本命题和推出命题组成的有逻辑联系的推理系统；理论的真正有效性取决于命题是否符合实际，理论是假说，又是储备起来的认识。霍克海默认为，上述这些看法，正是传统的理论观点，这种对理论的看法与现代哲学的开端相一致，他处处将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加以对照来说明什么是社会批判理论。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对立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对待理论的基本态度不同。传统理论把研究与价值、知识和行动（即事实与价值、理论和实践） 分割开来。批判理论则将价值与研究、知识与行动统一起来。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对主客体关系的看法不同。传统理论采取一种主体—客体的认识模式，在这里，主体和客体是严格分开的。批判理论否认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绝然分离，它主张用一种更广泛的认识模式来代替传统理论的主体—客体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体和客体被看作是在实践总体内的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着的东西。再次，两种理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 它们的认识基础和认识方法不同。传统理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并以笛卡尔的演绎逻辑作为方法论。批判理论则以古典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人本主义作为认识基础，并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认识方法。

对大众文化或文化产业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中心主题。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或文化产业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使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大部分文化生活领域被吸收并转变成控制个人意识的方面；同时，文化变成一种产业，利润动机转变成文化形式，越来越多的艺术产品变成商品，它们像工业产品一样可以销售和交换。在作者布朗纳看来，“文化产业”可以说是批判理论最著名的概念。为了使销量最大化，这个产业正不停地降低着大众品味，同时将真正的个人体验置于消费主义的威胁之下。“人们因文化产业而麻木，丧失了选择余地，缺乏反思性，陷入快节奏但最终毫无意义的生存旋涡之中，因此对他们的历史失去了控制。”

显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导源于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操纵大众心理和意识的痛切的感受，是他们对当代科技发展对文化手段尤其是大众传媒影响的评估，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变迁着的文化模式的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力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发达工业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文化模式；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商品化的一般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所带来的对文化事业的危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揭露、批判垄断资产阶级把文化变成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指出了由此产生的种种消极异化现象。

另一方面，在当代，工具理性已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它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异化、物化或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及思想文化，成为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操作的深层基础。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实质（批判）理性的重建。布朗纳认为，“工具理性与主体性的侵蚀即异化，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不过是一种“数学技巧”，能有效解决匮乏问题；它可以将劳动者降格为生产成本，将人类贬低为可供支配的资源。

　　布朗纳教授的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聚焦于与批判理论紧密关联的异化、物化、工具理性、文化产业等概念，不仅追溯了这一理论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来龙去脉，而且突出了批判理论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全书为读者描摹了一幅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群像，群像中既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核心集体”的成员，也包括卢卡奇、柯尔施、韦伯等与之颇有渊源的思想家。从异化和物化到启蒙的幻象，再到乌托邦的种种愿景以及该理论在时代发展之下的嬗变和新生，各章之间逻辑清晰，是我们进入这一主题的理想读物。